亚当·图泽将“所谓的中国冲击”分为三类：学术界在2010年代讨论的“1.0”版本，用以回顾特定时期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到2020年代中期被广泛渲染的“2.0”版本，成为一些西方政策思想家用来警示产业危机的口号；以及更具想象力的“挤压论”，由少数学者提出，讨论如果自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没有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全球南方国家本可能获得的产业路径选择。

图泽指出，“中国挤压论”并非建立在已发生事实上，而是依赖两个关键的反事实假设。其一是存在一个所谓的“典范路径”——国家应当按照从农业到轻工业、再到高附加值产业的统一顺序发展；其二是假定低技能制造业应当按各国人口或劳动力份额在全球范围内按比例分配，形成一种均衡、多中心的生产格局。基于这两点，论者认为中国在低技能制造领域占据的巨大出口份额不合常理，从而“挤压”了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发展空间。

图泽批评这两项主张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前提，错误地把发展看作一条自然、普遍的线性轨迹。他强调，发展并非“排队式”发生，而是一系列具有政治属性的规划与选择，受各国历史、制度、技术和供应链网络等复杂因素影响。因而，把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强行标准化，忽视了制度安排、技术变迁和全球产业网络所带来的非均衡性。 球友会

在解释中国持续在所谓“低技能”制造领域保持竞争力时，图泽指出，应看到复杂供应链和网络效应的作用。许多中国出口产品已不是简单的廉价品，而是通过速度、规模和协同效率重塑了产品周期——以“快时尚”为例，快速反应和成本控制同样关键，这并非单纯的低技能竞技。把这些产业贴上“低技能”标签，会导致对其成因的误判。

图泽进一步质疑，将南非、尼日利亚等国的结构性困境或美国工人阶级的长期问题归咎于中国的产业政策或汇率策略，是过于简化甚至误导性的。许多现实问题根源于这些国家自身的制度、教育、投资和再生产机制的失灵，而不是外部单一因素所能解释。

他的核心论点是，不能把全球格局视为“正常”同时把中国的成功视为“异常”或“病态”。相比于把责任全部外推到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更应回到各国产业衰退与重构的具体现实中去调查和应对，例如美国的工业空心化、欧洲汽车业的结构性挑战等。只有把发展看作多样化、政治化且依赖网络与制度的复杂过程，才能避免被“挤压论”式的反事实推演所误导。 球友会